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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偏见与有限正义

2019-09-26 10:23:54
来源: 人民法院报 作者:王洪用


简述:揭开影片中尘封半个世纪的故事,令人唏嘘不已。1961年6月的某天清晨,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叫吉迪恩的流浪汉,拿着酒匆忙跑出一家桌球室,随后便乘车离开。

  (一)

  美国电影《吉迪恩的号角》上映于1980年。该片根据现实的吉迪恩案件改编。对作为故事主角的吉迪恩,美国原司法部长罗伯特·肯尼迪曾评价道:“一个贫困潦倒的囚徒,在狭窄监房中,给联邦最高法院写了一封信,正是这封信,吹响了改变整个美国法律历史的号角。”

  揭开影片中尘封半个世纪的故事,令人唏嘘不已。1961年6月的某天清晨,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叫吉迪恩的流浪汉,拿着酒匆忙跑出一家桌球室,随后便乘车离开。巧的是,此时桌球室里自动售货机的门板被人偷拆,里面的钱箱也被弃置于球桌上。在证人亨利?库克的错误指证下,吉迪恩涉嫌盗窃而被捕。

  法庭聆讯时,吉迪恩因穷困而无法聘请律师,故向法官申请免费律师服务。但根据当时佛罗里达州的刑事规范,只有涉嫌死刑、文盲、未成年人或患有精神疾病的被告人才享有此项权利,因此法官拒绝了吉迪恩的请求。无奈之下,他只能尝试着进行自我辩护。显然,未接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吉迪恩,难以应对晦涩的诉讼知识和复杂的审判程序,最终被判盗窃罪名成立,处5年监禁。

  吉迪恩深感自己遭受了一种不公正待遇。入狱后,文化水平极低的他苦学法律。随后,用稚拙的文笔给联邦最高法院写了一份《赤贫人申诉书》,指出原审法官拒绝其免费律师援助的请求,侵犯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规定的法庭辩护权。这封信引起了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们的兴趣,他们一致确认,获得律师免费辩护应纳入宪法“正当法律程序”保护之列,遂将吉迪恩案发回重审。重审中,吉迪恩在法庭免费提供的律师帮助下,最终无罪释放。自吉迪恩案件之后,美国法院审理的所有刑事案件,除非贫穷的被告人坚持自我辩护,否则法院必须为其指定律师。

  经典电影的叙事往往是朴实无华的。被美国电影学会评为百年来最伟大男影星之一的亨利·方达,以不着痕迹的演技,生动诠释了吉迪恩这一角色,完整再现了这个美国司法制度史上的里程碑案件。值得反思的是,在解读电影《吉迪恩的号角》时,人们总是习惯于强调正当程序的重要性,顺带着讴歌一下主审该案的联邦最高法院布莱克大法官。但若止步于此,则可能使我们忽略该故事更深层次的意义。回看这个曾发生在大洋彼岸的案件,我们也应探讨一下故事背后所隐藏的普遍性司法困境。

  (二)

  在司法制度演进的话语里,吉迪恩案件解决的问题是——法官应否为贫困被告人提供免费律师援助,以及驳回援助申请是否侵犯被告人的辩护权。布莱克大法官最终支持了吉迪恩的诉求,犹如其在司法意见中所言:“在刑事司法体制中,除非获得了律师援助,否则难以保证无法聘请律师的穷人得到一次公正的审判。”

  然而,仔细分析整个案件,特别是布莱克大法官的观点,我们可发觉其存在逻辑上的重大悖论,即司法能否真正主持正义。换言之,司法的正义性要求不能因当事人知识的有无和高低而给予不同待遇,无论被告人是否具备法律素养,诉辩技巧是否低下,乃至客观上是否实施了辩护行为,都不应影响到司法的最终决策。否则,司法难言是正义的。然而,吉迪恩原审时被判罪名成立,重审时却因获得律师的高超辩护而无罪释放。裁判因法律知识和诉辩技巧的介入,发生了戏剧性逆转。

  从旁观者的立场考察,在原审案件的庭审过程中,在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检察官哈里斯面前,吉迪恩完全体现了一个法律门外汉的形象。从申请回避、质询证人、发表辩护意见到最后陈词,他如同溪流里的一片落叶,不知所措。与其说吉迪恩是在尽力辩白,不如说其是在被动地忍受诉讼煎熬。可是,在现代司法场域中,几乎没有法官会认为,未曾接受专业教育、不懂法律的人就该蒙受冤屈。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,法官们都标榜着自己的眼神里满溢着平等,裁判案件时能给当事人妥当地分配正义。吉迪恩案件撕破了“皇帝的新装”,它向世人宣示,司法正义的获得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,很多时候当事人必须熟知法律!

  但在司法专业化备受推崇的今天,由一系列原则、规则和概念组成的“法律帝国”,理论变得艰深奥妙,程序也日益精巧而繁琐。对于普通民众而言,专业化往往也意味着疏远与陌生,在社会无法保障每个人都能充分获取法律知识的时候,没有理由苛责不知法者。

 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,所有法律规范的内容几经更替,伴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动不居,裁判者们在不同时期对同类案件作出迥异的判决,却鲜有人认为是非正义的。原因仅是他们的法律裁判符合(或没有违背)当时的主流价值观。社会价值观却是多元的,某个时期曾被民众普遍认可的判决,可能随价值观的变迁而被逐渐摈弃。在这个意义上,法律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,要求人们懂法只是一种治理政策导向,一种赋予国民的、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训练,尽管这种政策导向与知识训练十分重要。

  (三)

  有些时候,以法律为业的法官们直面具体案件时,只遵循三段论的逻辑演绎便可得出正义结论,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那些有理说不出的“法盲”。裁判举止中彰显着一种方法论的迷信,流露着知识上的优越感。

  然而,司法是关涉正义的事业,但并不意味着司法能完全实现正义。实践中,司法能实现的通常是有限意义上的正义,这种有限正义有时甚至带着非正义的色彩。司法作为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,无论是否承认,法官在裁判时都会受到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的影响。在司法的伊甸园里,与其说法官在主持正义,不如说是接近正义。

  值得玩味的是,现代司法在追寻正义过程中,主张专业知识和诉辩技巧的参与。但2000多年前我国的春秋时期,法家的先驱、古代讼师鼻祖邓析被执政大臣驷颛杀害,理由却是邓析替人辩护“治怪说,玩奇辞”,并能“所欲胜因胜,所欲罪因罪”,导致司法“以非为是,以是为非,而可与不可日变”。古今两种尖锐对立的价值观念和实践做法,目的却都是为了接近司法正义。

  吉迪恩死后,墓志铭上刻着他在申诉书中的一句话:“我相信每个时代的法律都会有所进步。”但即便法律进步了,也未必能确保正义在司法上完美呈现。对法官而言,裁判案件时应秉持理性的节制,应时刻警醒自己认知能力的有限。